“在整个大河套地区，石峁城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它的年代整体处于龙山文化晚期。而石峁遗址出现以前，河套地区社会面貌、特别是社会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对此，我们的认识并不清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芦山峁田野考古带队老师翟霖林介绍，“芦山峁遗址的发现，刚好填补了龙山文化早期高等级聚落的空白，表明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文明起源关键时间段里，也存在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规制严整的高等级聚落。”
此外，芦山峁遗址的空间意义也十分重要。遗址所处地理环境为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延河流域的中游，正好是一个特殊的地理交接带。“在南北方向上，芦山峁遗址刚好位于石峁与西安（关中）的中间；在东西方向上，基本位于陶寺与陇东之间，这个点将整个大河套相对松散的地区串联起来，是周边文化、人群互动的一个交汇区域。”翟霖林说。芦山峁遗址的主体文化面貌是关中地区的庙底沟二期遗存，同时在文化因素中也包含了周围诸多文化的特征，显示出了文化面貌的复杂性。
芦山峁遗址空间位置示意图
田野考古发掘的幕后故事
2016至2018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在芦山峁遗址开展考古工作。西北大学主要承担了营盘梁城址的南门址、大型中心建筑、两侧排房的发掘工作，并对庭院中心进行了解剖发掘。在发掘工作期间，考古队还对发掘区周边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工作，发现灰坑、房址、墓葬等多处遗迹。
考古队工作场景
在芦山峁遗址最初的作业过程中，考古队碰到了很多困难。“考古工地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实在艰苦。2016年开展发掘工作时，考古队员住在两间小小的窑洞里，没有地方洗澡，睡在用几块砖支撑起来的简易床板上，床塌了也是常有的事。”翟霖林回忆，“有时还得应对毒虫、猛兽的威胁。”
长时间的野外考古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除了需要每天攀爬绵长崎岖的山路外，更要忍受夏天烈日的暴晒和冬天零下十几度的寒冷。“2017年的发掘工作持续了五个月之久，一度让大家感到十分疲惫，特别是对于此前没有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的同学来说，更是意志和体力的考验。”“但大家都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谈及考古队员的成长，翟霖林满是自豪。
“2016年，玉璇玑的发现，令当时所有人都难以忘怀。之后排水沟、大房子、瓦、更多玉器等遗迹遗物的发现，更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西北大学考古队员们配合相关单位展开长期调查、发掘，并对发掘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核对，完成出土遗物的统计、修复、绘图等工作，形成了对整个遗址的初步认识。
四牙璧（玉璇玑）
“世界一流学科” 西大考古在路上
西北大学参与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师生累计超过30人次，以在校博、硕士研究生为主。“此次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对我们考古工作的高度认可。项目的顺利开展，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我校长期以来的支持分不开，这项荣誉是属于集体的。”翟霖林说。
2018年芦山峁考古队合影
在芦山峁遗址项目开展之前，西北大学陈洪海、钱耀鹏教授等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协调工作。在考古发掘团队的设置上，芦山峁遗址考古队员囊括了考古学、科技考古学、文物保护学等各个专业方向的学生，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综合人才培养模式。“学生专业素养高、认真负责，且有专业教师带队指导，这是诸多考古单位认可西北大学、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原因之一。”
现场教学
西北大学在建设考古学“世界一流学科”的道路上，不断改革完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输送优秀专业人才，促进学科事业发展。此次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有5项是由西北大学校友主持。其中，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项目负责人彭小军为2003级考古专业本科生，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项目负责人马明志为1994级考古专业本科生，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项目负责人阮秋荣为1991级考古专业本科生，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项目负责人种建荣是2001级考古学硕士、2007级考古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项目负责人袁东山是2005年考古所长班学员。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项目，已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参与发掘的项目中，第四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前，西北大学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掘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入选“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掘的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文博行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模式，对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特别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进和支撑作用。